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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deka Review] 绿色盛会的震撼教育

2月26日关丹“绿色盛会2.0”竟然吸引大约2万名全国各地人士参与,的确让许多人,甚至是首相纳吉感到意料之外。

彭亨州首府关丹距离首都吉隆坡约有三小时车程。虽然是东海岸第一大城市,然而民风向来淳朴保守。226绿色盛会2.0这种有主题的大型集会,应算是有史以来最大一遭。

过去马来西亚环境议题从来就不是受关注的课题;环境运动也不是能够组织并掀起社会与政治影响力的力量。

之前,曾经轰轰烈烈的红泥山亚洲稀土厂反毒运动,未能进一步提升为全国环境诉求与运动;砂拉越的反巴贡水坝以及原住民习俗地等一连串的抗争,也难以上升成举国瞩目的课题。

当然,今天的社会发展,为资讯流通以及动员的便利提供了客观条件,以及中产阶级与网民的崛起,加上对于环境课题的关注提升,或许才是绿色盛会2.0出席者能够破万的主因。

效应扩散全国,恢复国会议政

“绿色盛会2.0”在这层面的意义上,大体达到两个目的:一、为把反公害运动涟漪效应扩散到全国;二、为关丹当地人上了一堂公民教育。

就第一项成果上而言,最近在各个大城市,已经有不同的组织表态给予支援,甚至自发举办“终止莱纳斯集会”。源自关丹的反稀土厂组织也持续跨出去,除了誓言将举行全国巡回讲座,也于数日前出发到霹雳州红泥山与当地民众交流,以累积各自的经验。

另外,在彭亨州务大臣安南、原子能执照局拉惹阿兹以及马华公会总会长蔡细历等人犯上一连串的公关灾难之后,巫统与国阵终于宣布在国会设立九人特委会,并责命在三个月内提交报告。这个国会特委会的任务在于,重新探讨公众对稀土厂计划的回馈意见、取得不满和利益关系者的解释,并且向国会提出应该采取的措施。

过去50年,“国会特委会”(Select Committee)这字眼在国会内几近销声匿迹,而且几乎没有扮演过吃重的角色。可是,在709的净选盟2.0之后,国会特委会似乎一夕之间成为热门名词。看似灸手可热的小组,其实扮演着的是国阵“形象缓冲区”的推搪角色。

虽然巫统与国阵掌控下议院过半席次,而且国阵与亲国阵(能够上TV3侃侃而谈)独立人士也依然在特委会中占大多数,但是“绿色盛会2.0”的万人集会,无意之间让国会运作“正常化”,也算功德一件。

走出公民自我萎缩

在对关丹人的冲击方面,相对而言或许更为深远。关丹民风保守,“通过示威表达自己意见”的民主主张,虽是隆槟等大城市与非政府组织等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却不是关丹这等小镇的社会常态。

许多华团、非政府组织甚至反公害组织在莱纳斯课题上面对当权者的威吓时,都是附和“环境课题不可政治化”或“我们不是在反政府,我们只是在反对稀土厂”等论调,较倾向于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稀土厂的问题。

这种自我萎缩的选择,浑然忘了自己身为选民以及公民的权利,就是要监督政治施政单位,反对当权者不民主、不进步与不透明的经济与环境政策,甚至在当权者与民意违背之时,以“选民就是老板”的姿态与身份,把当权的伙计换掉。

因此,在“绿色盛会2.0”关丹当地人的出席率比预计偏低,而全国网民与城市中产阶级出席者众时,印证的现实挑战是:民主素养需要长期的深耕。

为此,有志于推动环境运动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党,应该注重跨族群以及“由下而上”的基层组织与教育工作,才能够把运动的意涵深化。而关丹人在经历226的“震撼疗法”之后,应该更加勇于参与各项反对莱纳斯的活动,进而把自己内化成公民社会的一分子。

社会议题环环相扣

与其说这是个人以组织者以及参与者的身份尝试粗略作出的观察与整理,笔者也相信这也合理的客观期望。

环境运动的终极目标就是环境正义。环境正义的落实有赖于社会正义的深化。社会的各个议题本就环环相扣,譬如在强化环保法令的同时,也碰触到外资与经济政策;环境权最终也将关系到普世的人权;莱纳斯的课题,亦免不了需要面对第一世界国家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态度,以及东盟对待辐射废料的一致立场。

落实的策略可以有优先次序;但是正义的原则却是不可退让的底线。

李健聪是马来西亚科技与工艺大学交通物流硕士,现为长居关丹的政治工作者,也是“绿色盛会2.0”宣传主任。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_v2.php?n=2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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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dekareview] 绿色盛会2.0: 反稀土厂运动的激进化

【山河社稷/李健聪专栏】2012年2月1日,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批准了全球最大稀土提炼厂——莱纳斯的临时营运执照,消息震惊各界。

回 顾一下,科学、工艺及革新部秘书长玛蒂娜莫哈末于1月1日发文告说,原子能执照局(AELB)已经收到莱纳斯公司申请临时营运执照(TOL)文件。相关文 件于1月3日至17日公开展示,并在20日前公开让公众给予反馈。后来在反稀土厂组织施压要求展延,加上农历新年将至,文件展示与公众回馈期才延至1月 26日。

文件分成两部分,包括“辐射性废料管理计划”及“辐射性废料安全处理方案”,文件厚达逾400页,只公开给马来西亚人阅读。

所 谓“公开”的文件,其实带着重重的限制:全国只有四个查阅地点、每天只开放七小时、原本只开放周日,后来在施压下才开放周末、每个地点只有一份文件、严禁 民众带手机与相机、同一时间只能让一人进入室内阅读文件,以及每人只能够查阅一小时。当问及报告为什么不能够上载网页时,官方的回答是:“那是莱纳斯的商 业机密。”

位于格宾莱纳斯厂内的查阅地点更离谱。查阅者需要在距离办公室大约一公里的入口哨站申请通行证。如果里面刚好有人正在查阅,那么查阅者需要在烈日下的哨站等候,直到里面的人出来,才能够进入厂房的范围。

简单的计算为:逾400页的文件,如果要在一个小时看完,那么每九杪就需阅毕一页。就算是每人只阅读一小时,以每个地点每天只开放七小时而言,最多也只有数百人能够阅读。

公众咨询程序采“大马标准”

虽然莱纳斯言之凿凿说建厂与营运的标准是国际性的,但是在公众咨询的程序与资讯的获取上,莱纳斯似乎没有告诉我们,国阵政府采纳的是马来西亚标准。

马 来西亚的标准就是,名目上虽为公众回馈,但却需劳烦反稀土厂组织“拯救马来西亚”与组织民众委屈自己,轮番以血汗方式花费数日抄写报告,成为名副其实的 “人肉复印机”;马来西亚的标准就是,在进入位于莱纳斯厂房的原子能执照局临时办公室阅读文件前,竟然需经过莱纳斯本身的通关许可;马来西亚的标准就是, 只有形式上的公众咨询,而没有实质、运作与由下而上式的公众咨询。

当后来,政府与原子能执照局在三个工作日内,就阅毕1123份公众的回馈,并宣布给予莱纳斯临时营运执照时,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为原子能执照局与莱纳斯所规定的公众咨询、沟通与接触,顿时沦为笑谈。

为什么在政府与原子能执照局多次拍胸膛派定心丸(甚至说莱纳斯只是化学工厂)、莱纳斯连续一个月在主流媒体大打广告、再加上所谓的国际与国内某些专家的背书,民众与当地非政府组织依然对此计划完全没有信心?

就笔者拙见,民众的顾虑主要可归纳如下:

一、有意掩盖资讯

2011年6月30日《纽约时报》报道,莱纳斯稀土提炼厂所面对的工程技术问题包括:70个巨型储存槽的外壁潮湿、出现裂缝和气泡洞,钢管不符合标准,以及地基未有防水层等。揭露的这些内容皆来自于莱纳斯内部文件和工程师,但是政府与莱纳斯皆不当作一回事而加以调查。

结果,当《纽约时报》再于2012年2月1日揭露一家名为AkzoNobel的荷兰企业,由于混凝土槽有潮湿与墙壁裂缝问题而退出成为树脂(Resin)供应商时,有关当局与莱纳斯再度否认厂内结构有问题。

民众的疑虑是,《纽约时报》是全球具公信力的媒体。为了回应国际的舆论指责,政府为什么不下令彻查这一些可能导致重大安全事故的结构疏漏呢?

二、设厂者反复无常的言论与保证

2008 年,莱纳斯对其辐射废料的处理态度只有“假装没有”和“逃避”两个词汇可以形容。当时,莱纳斯不使用“辐射废料”两字,而以“残余物”(Residue) 等字眼来混淆视听。莱纳斯发言人在接受采访时甚至表示,这些残余物将通过研发再被制作成石膏板、肥料、防护堤与分波器。

就 算是在被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呈交废料管理方案时,莱纳斯直至其2011年12月30日呈交的报告才加入“辐射”两字。之前分别于2011年4月22日、7 月18日与11月3日所呈交的都只是废料管理方案而已。莱纳斯反复的言论,以及想钻法律漏洞以降低运作成本的动作昭然若揭。

就算是在其“辐射废料管理方案”之中,莱纳斯也声称其两种废料的辐射量落在许可水平(clearance levels),因此一旦申请获批,上述两种废料将摆脱原子能执照局的监管,只需按照非辐射性废料的处理方式丢弃在垃圾填埋场(Landfill)。

这种对辐射废料的处理方式,如果对比之莱纳斯的前身——埃斯顿(Ashton)向澳洲当局申请稀土处理执照的严苛条件与限制的话,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呢?(详文请参阅“稀土厂的谎言、欺骗与勾结?”一文)

三、贪污的可能

莱 纳斯位于关丹格宾的处理厂名为“莱纳斯高级材料加工厂”(Lynas Advanced Material Plant),美其名为把从澳洲运来的稀土原料提炼再出口。不好听的话则,是把我国这等第三世界国家视为垃圾桶,并将每年遗弃大约22万6400公吨带有 辐射的固体废料。

这些废料最终将被埋在彭亨境内,但确实地点未定的永久埋毒槽(permanent disposal facility),并将进行长达300年的制度控管。根据霹雳红泥山的经验,这300年的管理成本将悉数由州政府,而非企业支付。

为什么这项“损人不利己”的投资,竟然可获得高达12年的税务优惠?是不是在这项优惠的批准背后,存有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为什么某些当权者,甚至于皇室,在这关键时刻保持“诡异的缄默”?

再 者,虽然莱纳斯设立厂房的投资高达马币25亿元,但是相信一旦投产,莱纳斯将能够获得每年高达马币80亿元的暴利,无需一年就能回本。在这种巨大利益的诱 因下,要如何确保贿赂政府、官员、附近居民甚至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情况不会发生?反贪污委员会为什么没有介入调查,甚至没有成立“外企廉正”监督热线?

四、走漏洞的嫌疑

国 家毒物网络(NTN)于2011年11月28日披露,莱纳斯其实在利用《澳州2002年辐射安全条例》中的法律漏洞,那就是如果运输的物品若不是用于化学 提炼,或提炼放射性材料,那该物品被允许的辐射水平可达至最高10贝克/克。该放射性物质运输的实际水平已达到3.5和8个贝克/克,远远超出澳州和马来 西亚遵循的国际标准,那就是1.0贝克/克。

当原料来到马来西亚再进行提炼后,留下来的将是被归类为具放射性的废料。而根据《巴塞尔公 约》(Basel Convention),原本莱纳斯并不能在我国提炼稀土,也不能将废料丢到这里。但是在钻法律漏洞之后,莱纳斯被允许将原产品带到我国,提炼后再把辐射 废料丢弃在这里,再也不能运到别的地方。因此,稀土、盈利与12年免税期将归莱纳斯,辐射废料这项礼物归马来西亚,而风险与数以亿年的管理成本却是由全体 人民承担!

五、对监督与施政者失去信心

莱纳斯的环境评估报告(EIA)在三个星期内就获得批准。无论是环境评估报告、辐射影响报告(RIA)还是辐射废料管理方案,都是在强力施压与周旋之下才获得查阅的机会。这点人民冷暖自知。

莱纳斯无视于政府的颜面,曾经在未或执照前多次先行宣布其将投产的消息。莱纳斯执行主席尼克拉斯柯蒂斯(Nicholas Curtis)更大言不惭地表示,关闭稀土厂的言论将阻吓外资入驻马来西亚。

遗 憾的是,国阵政府不但没有扮演人民“把关者”的角色为莱纳斯设下关卡,反而与莱纳斯敌忾同仇多番为难人民。除了通过法律隐晦地隐藏一些对民众或民委专家有 利的资讯,反稀土厂组织的活动几乎都受到警方与执法单位的干扰。最为严重的是,一场于2011年7月16日在关丹理想花园(Taman Impian)店铺后面的小型讲座,竟然受到60名警方与特别部队的礼遇,比出席的人数还要多。

最后,政府在莱纳斯未觅得永久埋藏槽之时,就贸然批准其临时营运执照,已经成为压垮民众对政府与体制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政府人民互信关系摧毁殆尽

临 时营运执照发出后的局面,意味着人民与当权者、统治与被统治者所建立的互信关系已经摧毁殆尽,而人民觉得再无义务再跟随当权者设定的规则周旋。这也意味 着,人民对于这些倾斜条例与制度的思考,聚集在重构与重建的可能,而非再迷信能够在体制内发挥补补贴贴的作用。这也把反稀土厂这项环境运动的高度,提升到 制度性与政治性改革的层次。

“绿色盛会2.0:永续的一步”的 再出发,标志着这种追寻环境正义的社会力量,正在通过联盟搭造(Coalition Building)的方式累积更强的运动能量。“绿色盛会2.0”于2月26日早上9时30分在州回教堂旁的大草场举办万人大聚会,也意味着环境运动选择 了街头为战场,并进一步使反稀土厂运动的抗争性格更为激进化。

由于参与并支援的组织名单越长,所要求的改革也不再能是反制式与回应式的。 因此, “绿色盛会2.0”的倡议要求根本性的改革,如要求与咨询公民社会与利益攸关者、规范透明与充分的信息传达、要求遵守“地球宪章”原则等等,都是朝制度性 与一劳永逸式的改革发展。某一程度上,这种更为深而广的诉求,也获得了关丹以外的热烈响应。有人在吉隆坡举办反稀土厂示威,也有“志同道合之士”开始号召巴生谷人前来响应226的绿色盛会。

如果这一次的绿色万人大集会能够成功举行,无论是对批判国阵赖以维护其政权合理性的发展主义,或者是迈向发达国家对于生活素质与永续发展的追求,甚至是国家的民主化与环境正义而言,其“绿色”的意涵都是深远的。

李健聪是马来西亚科技与工艺大学交通物流硕士,现为长居关丹的政治工作者。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_v2.php?n=22703

功利与环境正义 Utilitarianisme dan Keadilan Alam Sekitar

【山河社稷/李健聪专栏】 让我们假设一个情境:某个小镇内有两个社区,一为显贵的富人区,另一则是贫民窟。一天,富人区发现蕴藏丰富的矿物。

于是,富人想涉足矿业,但如果在富人区开采金矿与处理废料的话,不止程序复杂严谨,富人区也对污染工业反应剧烈。而如果遵循这些严苛、繁缛的条例,赚幅肯定大大减少,于是富人打起注意,在富人区挖矿,但是把废料埋藏在贫民区。

贫民区的制度溃散、贪污横行、领袖视司法如无物。明显的,这些制度不完善,对富人而言,都能节省成本与时间。另一方面,由于管治不利,虽然该区最近的经济发展与收入所得皆已停滞不前,但是贫民区的领袖依然需要向民众邀功与交代,因此与富人一拍即合。

只要把几个角色与地点的名称对调,我们不难发觉,这就是发生在我国事件的写照。全球最大的稀土提炼厂莱纳斯会来到马来西亚,与国阵政府相依相偎同声同气,不是没有原因的。

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区别

莱 纳斯自开始时,大言不惭地说废料的储存方式非常安全、辐射量非常小到甚至可以把废料用来生产肥料。后来,迫于民众压力,才公布腾挪出一笔备用基金予政府、 承诺将遵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建议,以及后来装置两架价值共150万元的空气辐射指数探测器。这些都是非常被动且反应式的措施。

可 叹的是,国政政府的反应莫不是如此吗?只花了三个星期就批准的环境评估报告,要到事隔三年后才公布;2008年就已经呈交的辐射评估报告(RIA),要到 2011年5月30日才公开;2008年就已经开始动工的稀土厂,要到2011年6月才请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专家团前来评估;州务大臣、官方报 纸与电视台,甚至某些华团也为稀土厂背书。整个过程之中,以盈利为导向的国际资本家和以民意为导向的所谓民主执政者的说法和做法,竟然如此雷同。

富人区和贫民窟的比喻,放到国际舞台上,就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区别。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的粗糙定义,通常是其经济实力(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外汇储备等等),但往往不自觉地也包括了其他的条件,其中包括政治、法律架构、意识形态、社会现代化进程等。

把污染留给“穷人”的行径会反复出现的主要原因,就是“富人”或国际资本家为了争利而不惜以邻为壑。但是支持把污染填塞给穷国的主张,不只是牟利的国际资本家,就连某些经济学家也带着这种立场。

国际阶级歧视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森玛士(Lawrance Summers)曾经写了一份便笺,然后被《经济学人》于1992年2月发表,引起极大的争论。

他以三个理由来主张应该把先进国的污染工业及废料转移到落后国家,因为这样符合“经济效益”。第一,污染成本应根据由此提高了的发病率及死亡率,而造成的收入损失来计算。既然落后国家的工资低很多,那么,把污染输出落后国,即使造成疾病与死亡,其成本也比较低。

第二,第三世界的污染程度虽然很低,但是经济发展水平也很低。这样一种低污染,实际上也是低效率。要提高效率和经济水平,污染是不可避免的。可惜的只是,许多先进国的污染经济部门(例如交通、电力生产等)无法转移他国。否则的话,世界银行应当鼓励这些产业转移。

第三,污染会使人们患上某些疾病的机会增加。由于第一世界的平均寿命比较高,因此把污染工业转移此国,其危害也不及先进国大。

森 玛士这种本益分析的论调,源自于边沁(Jeremy Bentham)以及米尔(John Stuart Mill)的功效主义( utilitarianism)逻辑。这种分析为了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选项取舍之中寻求合理性,往往将所有的成本效益悉以金钱度量,然后再进行比较。

以此类推,只要第一世界向第三世界输出污染的整体“经济效益”大于其成本,那么就应该加以鼓励。而就算无法无法输出的本国污染废料,也应当弃置于国内的穷人区而非富人区。在这种主张背后,是国际阶级歧视的价值观。

国际串联

无 论是经济学家、政治领导人或是大资本家,抱持这种价值观都是可怕的。他们认为,人命价值应决定于他的赚钱多寡。因此,他们不止认为富国比穷国值钱,也间接 认为男人的生命比女人值钱、年轻人比老人值钱(可工作年龄较多),受高等教育的比辍学的值钱,甚至白人生命比黑人值钱。

事实上,1983 年一份调查显示,在美国南部的州,四份三有害废料堆积区位于黑人区,虽然黑人人口在这些地区只占二成人口。因此,当污染废料来到诸如马来西亚这等还在用唯 功利脑袋思考(在这里或许也包括个人的功利),以及带有阶级歧视价值观的“高层”国家领导人时,与大企业“手牵手,一起走”的决定实在是正确不过了!

由 于环境课题涉及国际甚至国内阶级歧视,因此寻求环境正义的运动也必须不分国界。反莱纳斯稀土厂的声音除了要大到国际社会能够听的见,也必须关怀到整体的国 际阶级歧视与环境种族歧视。只有本身跨出去支援与关注其他课题时,别人才能够也伸出橄榄枝,进而达致串联与结合的效应。

当全国人民都以团 结互助(Solidarity)的精神关注稀土厂的辐射废料污染时,这个课题才能够走出地方色彩,不止成为全国的公共环境议题,以为执政者带来更明确的讯 息,而且也凸显环境议题深一层的矛盾,如发展与环保、功利主义与阶级歧视、媒体自由与法律权限、生存权利与经济自由化等。

导演陈翠梅在受访时说:“我之前的想法是,大家各自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个国家就会变好了。所以身为一个导演,我只需要把我的电影拍好。但是我发现,我们逐渐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这群沉默的大多数,可能在无意中成了政府的帮凶。”

这番话的意思是,如果再继续对阶级歧视与输出污染表示冷漠与事不关己的话,那么身为沉默的大多数,或许因为身为大多数而感觉安全,但却只继续默许歧视与不公义当道而已。

李健聪是马来西亚科技与工艺大学交通物流硕士,现为长居关丹的政治工作者。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_v2.php?n=21969

稀土厂的谎言、欺骗与勾结?Kilang Tanah Nadir dan pembohongannya

【山河社稷/李健聪专栏】从709的黄色聚会到109的绿色盛会,虽然民众抗议声不断,格宾稀土提炼厂Lynas老神在在,其价值13亿元的厂房依旧昼夜不分地动工。

另外,Lynas还于2011年10月12日,宣布为关丹格宾的投资加码马币2亿元,使总投资增加至马币15亿元。此外,Lynas也宣布增加500个工作机会,以缓和当地民众持续给予的压力。

废料管理计划欠缺透明

在这之前,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列出了11项有关稀土厂计划应该改善和进行的建议,其中包括Lynas必须提呈一份详尽的废料管理长远计划和安全方案、更新其辐射影响评估与拆厂计划等。当时,Lynas信誓旦旦将遵守这11项建议。

可 是,在Lynas2011年的第二季年度报告中,该企业声称已经于7月18日呈交了废料管理长远计划予马来西亚原子能执照局(AELB)。然而,公众迟至 九月杪,也就是当Lynas的季度报告出炉时才获知这项消息。我国的透明度与公众的知情权,由此可见一斑。关丹国会议员傅芝雅也因此越洋向澳洲证券与投资 委员会告了Lynas一状,并要求该企业修正其报告内容与披露更多消息。

过后,Lynas矢口否认没有主动公布相关文件,反而辩称国际小组已经要求Lynas,必须把所有文件交给马来西亚政府,再通过后者向公众公开文件。

另外,Lynas也宣称,自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小组的评估报告在6月30日出炉后,已会见了逾3000名当地居民。当然,这3000名居民,关丹民众肯定寻遍不着,沦为幽灵选民等级的可疑人物。

当权者与Lynas都忘记的是,当地民众要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自己的生命安全,以及下一代所需背负的风险;当地民众也担心,以马来西亚过去监管与执法的不良记录,辐射废料只会成为遗祸子孙的根源。

为什么即将成为“2020先进国”的马来西亚,不能够容纳诸如Lynas此等稀土厂的巨头?为什么高谈世界级标准的纳吉政府,未能说服民众对于政府处理辐射废料的能力?

环境监管落后澳洲20年

“反 Lynas联盟”之下的研究组,就为澳洲与马来西亚两国的所谓“环境标准”,做了一项简单的比较。当Lynas首席执行员尼可拉斯(Nicholas Curtis)曾经拍胸膛说道Lynas在澳洲获得稀土提炼厂与废料储藏设施时,他所提到的执照,其实是Lynas的前身——埃斯顿(Ashton)于 1992年在澳洲所获得的执照,然后在一系列的收购与合并过程中,辗转落入了Lynas的手上。

埃斯顿于20年前所获得的执照,共附有41项条件,几乎所有条件都较Lynas需符合的条规来得严格,其中一些明显的分别如下:

埃斯顿
Lynas先进材料加工厂(LAMP)
把废料埋藏在挖掘原料的地点——威尔德山(Mt Weld)
没有废料管理长远计划
往来威尔德山与美纳(Meenaar)共880公里的路程
从威尔德山以陆运方式送至西岸港口弗里曼特尔(Fremantle)港口(1000公里),再以船运的方式运至关丹港口(4000公里)
废料运回威尔德山。由于废料的数量大于原料,每年有900个货柜箱将以单程空置的方式往返两处
辐射废料储存在处理厂
长期废料储存处的35公里半径内有1500人居住
长期废料储存处的35公里半径内有70万人居住
废料将被稀释至每克2.3贝克
废料没有稀释,每克依然高达6.1贝克
透水的地下槽
不不透水的储存槽,《纽约时报》报导结构存有缺陷
远离水源
储藏在经填土的沼泽地。地下水只在0.95至3.5公尺
每年降雨量为234厘米(威尔德山)
每年降雨量为2860厘米(关丹格宾)
一旦停产,储存槽将被埋在深2.5公尺的泥土之中
废料将被“覆盖”,但覆盖方式不详

在澳洲,处理后剩下的辐射废料,被要求储藏回挖矿区。最靠近的有人烟的地区,距离为35公里,而且其人口只有316人;关丹Lynas稀土厂则沦为全球稀土供应链的辐射废料丢弃区,附近35公里的人口多达70万人,而且常年多雨,时常淹水。

由此可见,澳洲埃斯顿于1992年制定的废料处理准则,若相比起2011年马来西亚对Lynas施加的准则与管理措施的话,相信我国在环境监管的法令方面,至少落后澳洲20年!

12年免税优惠引狼入室

2011年9月9日,澳洲矿业部长诺尔曼(Norman Moore)亦承认,Lynas选择马来西亚的原因,就是在于其成本。否则的话,拥有营运执照的Lynas,为什么不直接在澳洲设厂,而需要千里迢迢来到马来西亚,难道真的是因为所谓的人才济济、码头设施一流、水源充足吗?

Lynas无需拿出口袋的开销,一旦分拆估算的话,如果不是来自于松懈的法令所带来的巨大节省,那就是12年免税优惠所给予的“跳楼大减价”的优惠所致。就连彭亨州务大臣安南也在最近受访时脱口而出说(参看youtube录影第4分钟52秒),州政府除了获得地税与门牌税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赚头。

这也表示,如果不是因为政府给予“12年免税优惠“,以及国会立法议员不长进,没有与时并进立法修法保护民众的环境与安全的话,国际资本家如Lynas等的算盘,绝对不会打到马来西亚来。

以上比较之后,谁是始作俑者,谁是引狼入室者,还有谁是既得利益者,将一览无遗。引入外资、国家发展、稀土顶尖工业、工作机会、外溢效应等堂皇语言,如果不是连篇的谎言、欺骗与勾结,就只是让民众听来自爽的精神鸦片而已。

可悲的是,关丹民众在保护自己家园之余,就连执法的警察也没有捍卫我国国民的基本权益,而服膺于商业集团。干扰、镇暴队、锁礼堂、取消准证、扣留等,套一句李书祯女士的新作“言政拓野:在武吉公满新村”篇章之言:“其中的利害关系,可让人无限发挥想象。”

当全关丹人民几乎都被当成政治犯对待的时候,我们最后的想象,也应该包括我国高居不下的贪污印象指数(CPI)。或许这才是这么多高污染低价值工业,喜欢来到我国丢废料垃圾的真正原因。

李健聪是马来西亚科技与工艺大学交通物流硕士,现为长居关丹的政治工作者。

(Pautan: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21198)

游行集会的一点经济学 Ekonomi dalam Demonstrasi

【山河社稷/李健聪专栏】净选盟在号召游行过后,所获得的官方反应,只能够以“不俗”来形容。一些“耳目一新”的事件如下:

  • 2011年6月29日,内政部长希山慕丁单方面宣布,净选盟2.0的T恤衫属非法物品。而总警长依斯迈也在数小时之后表示警察不仅将逮捕任何展示净选盟2.0T恤者,更会对付任何使用各种媒介推广7月9日大游行的人,这些媒介“不仅止T恤,还有鞋子、车子与巴士”。
  • 2011年6月30日,公正党务边国会议员李文才只因为身穿黄色T恤在怡保昆仑喇叭巴刹拜访选民,而被警方带上手铐盘问至晚上。
  • 2011年7月1日,警方在霹雳州瓜拉江沙针逮捕了四名印制净选盟T恤,其中包括一名宗教老师和一名女性。
  • 2011年7月2日,希山慕丁今日再基于三大理由,宣布净选盟2.0自7月1日起列为非法组织。而涉嫌宣传净选盟大集会而被捕的人数,已经达到176人。
  • 2011年7月3日,30名社会主义党干部在延扣令到期后,其中和丰国会议员再也古玛等六人突然在下午获得释放,不过他们旋即又被警方援引《紧急法令》重新逮捕,而且有权被扣留长达60天。
  • 当 然,在意料之中,声称代表“沉默大多数”的爱国者(Patriot)、巫青团以及土著权威组织,并没有收到同样的“厚爱”。而且,拜警方与媒体高度报导净 选盟事件所赐,7月9日的游行集会已经比上星期在吉隆坡市中心举行的“渣打国际马拉松”更具人气,成为城中,包括真正“沉默大多数人”的热辣话题。

对于警方与当权者所给予的特别关爱,我们生气;在生气之后,我们荒谬;在荒谬之后,我们冷静。理性思考一下,游行集会难道真的如副首相所言“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或者是黄燕燕所说的“影响旅游业者的生意”吗?

群众聚集带来商机

如 果我们用经济脑袋去思考的话,群众聚集之处,无论是集会、聚餐、宴会、派对或倒数演唱会,都是商业交易蓬勃的场合与时机。圣诞节套餐、父亲节配套、足球 赛、春节跨年演唱会、或是马来西亚大促销等,都是把握着群众集体消费的心理而进行的“协调努力”(Coordinated efforts)。

一 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回教党在晚间所举办的群众演讲(ceramah)。如果您曾经出席这些群众演讲,在踏入会场之前,都会在路上看到一排长长的夜市。而 这群夜市流动摊贩,都是靠着著名的政治演讲者的光环聚集群众,然后趁机售卖饮料、零食、演讲光碟、T恤、草药等产品维持生计。也就是说,回教党与民联的政 治群众演讲,每晚至少滋养了20至40个摊位的营收与经济活动。

那么净选盟的10万人大集会,会带来怎样的经济效果?根据净选盟的计算, 由于许多集会参与者是来自吉隆坡以外的地区,因此这10万名参与者花费在交通、食物和购物的开销,至少将为吉隆坡商业地带带来600万令吉的经济效益。这 包括公共交通的费用(200万元)、集会者在吉隆坡市中心享用三餐的费用(200万元),以及集会者配合大马促销活动在购物中心所作的开销(200万 元)。

这个概略的计算,意味着每名参与者将在当天付出平均60元的开销在吉隆坡当地:20元吃饭、20元搭车,还有20元在购物(或许是购买迷你双峰塔之类的纪念品回乡示人)上。

笔者认为,这是个粗略保守的估计。首先,外地前来游行的群众,必须自备交通工具或乘搭长巴。现在乘搭长巴价格不菲,举个例子,从关丹来回吉隆坡,票价共44元正,已经是60元平均消费的66%。

其次,许多参与集会者有可能将在酒店或客栈投宿,让酒店业者受惠。据闻许多临近客栈与酒店的房位都已经被预订一空。举个例子,位于东姑阿都拉曼路的Tune酒店,一个床位的售价为90元。假设只有10%的人预订住宿的话,酒店业的收入将凭添90万元。不要忘记,外国观察员、国际与本土媒体,以及无论赞成或反对的“尊贵的”,都将是酒店业者垂涎欲滴的座上宾。

此 外,售卖活动周边产品的利润,向来是许多娱乐或节庆活动的主要收入之一。在警方的打压以及白色恐怖之下,假设参与者都只购买一件售价15元T恤,而未能购 买诸如Bersih汽球、“干净”大手、或用黄色装饰汽车等的话,单是周边产品的经济利益也达到让人咂舌的150万元之巨。

更厉害的是,如果像沙捞越州选的乌巴(Ubah)那样创造Bersih娃娃,而成功让每名经验这场民主盛宴的参与者,都感动地买一个回家的话,我想组成净选盟的非政府组织个个头头的嘴部应该成为一个V形——他们今年在也不需要为筹募活动经费而大伤脑筋了!

反内安法集会耗8万元催泪弹

当然,如果警方选择的是“橄榄枝”而不是“枪枝”的话,人民能够节省的则更多。根据沙登区国会议员张念群在国会的提问,警方和镇暴队在2009年8月1日“废除内安法令大游行”中,出动了663名警员展开大围剿行动,并向和平请愿的人民发射了价值为8万9370元的973枚催泪弹。

以 每名警力200元成本计算,再加上催泪弹(不包括警犬、运输、手铐等)价格的话,当天警方的支出至少达到22万1970元。鉴于这项游行的人数达2万人, 如果净选盟的出席者达到10万之众的话,那么纳税人与出席者至少需要为总警长的一个决定忍痛缴付至少100万元(来对付自己)。

当然,这 还不包括之前警方与当权者为了营造白色恐怖气氛而在全国进行的荒谬逮捕、追踪谁穿黄衣的情报与录影工作、与媒体喝咖啡并审查媒体等的成本。截至2011年 7月3日,警方已经逮捕了152人。如果每个人的追查到逮捕的开支为1000元的话,警方在铺陈白色恐怖氛围的“灯光音响加爆破”的效果上至少砸下了15 万2000元。

当然,这不包括把警力集中在净选盟集会,而可能忽略偷盗宵小罪案的机会成本。

政府损失国际形象

当 然,最后我国全体人民损失惨重的,是外资与国际社会对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印象。如果一个欲迈向包容性(Inclusiveness)高收入国的政府,竟然不 能容忍一个要求选举公正,之前与选委会对话超过以年,而且与警方紧密配合的非政府组织所号召的和平集会的话,那么之前花费数亿令吉予公关公司打造的形象, 恐怕已经像希腊的债券般掉入垃圾的评级之中。

如果大家记忆犹新,前新闻部长在2007年净选盟游行之后,接受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专访的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回应,堪称当年政府最大的公关灾难。

最 后声明,以上只是笔者对游行集会的一些经济上的思考。政府和警方或许有一套自己游行上的经济学理论,譬如发射水炮是为了测试性能,以防止像国防部的潜水艇 般面对不能潜水的窘境;而动用暴力是为了刺激保健医疗的经济活动,进而鼓励医疗私营化云云。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反正在这几个星期,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对吧?

李健聪是马来西亚科技与工艺大学交通物流硕士,现为政改研究所(KPRU)政策研究员。

 

(Source: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19013.html)

Nilai eksport LYNAS cecah RM10.2b: PKR ragu Curtis inginkan kilang beroperasi tepat masa

Parti Keadilan Rakyat (KEADILAN) berpendapat bahawa pengakuan Pengurus LYNAS Nicholas Curtis baru-baru in bahawa syarikatnya telah membuat kesilapan besar kerana gagal memberikan penjelasan secukupnya kepada penduduk Kuantan adalah merupakan satu kelakuan yang mencurigakan ramai pihak.

AJK KEADILAN Pahang Lee Chean Chung menganggap penjelasan ini adalah berpunca daripada kenaikan harga tanah nadir baru-baru ini yang telah mendesak syarikat tersebut supaya memastikan kilang LYNAS beroperasi mulai Sepetember 2011.

Chean Chung berkata, menurut laporan Financial Times baru-baru ini, selepas Negara China meningkatkan penimbal stok tanah nadir mereka, harga tanah nadir telah meningkat sebanyak satu kali ganda dalam tempoh tiga minggu ini.  Antaranya, harga tanah nadir Oksida Terbium (Terbium Oxide) yang digunakan untuk memproses tenaga solar dan alat kenderaan, telah naik melebihi satu kali ganda daripada RM4,108 kepada RM9,400 setiap kilogram.

“Pada 10 Mac 2011, Pengurusi LYNAS Nicholas Curtis pernah mengatakan bahawa pemprosesan tanah nadir akan memberikan keuntungan eksport sebanyak AS$1.7 bilion setiap tahun kepada Malaysia.  Kini, memandangkan harga pasaran tanah nadir telah meningkat lebih sekali ganda daripada harga asalnya, jumlah nilai eksport tanah nadir setiap tahun juga telah mencecah AS$3.4 bilion setiap tahun, ataupun RM10.2 bilion.”

Oleh itu, Chean Chung bimbang bahawa fenomena peningkatan harga tanah nadir secara global baru-baru ini telah menyebabkan pihak LYNAS tergesa-gesa untuk mula operasinya agar dapat memenuhi kontrak pembekalan kepada Sojitz Jepun sebanyak 8,500 tan tanah nadir setiap tahun.

“Persoalannya, mengapakah Nicholas Curtis dan syarikatnya hanya muncul dan meminta maaf sekarang?  Sekiranya LYNAS memang merupakan syarikat bertaraf antarabangsa, pihaknya harus mematuhi standard dan tahap antarabangsa, mulai daripada peringkat penyediaan Laporan Kajian Kesan Alam Sekitar (EIA) serta Kajian Radioaktif (RIA), dan bukannya memenuhi penetapan sekadar remeh-temeh.”

Chean Chung selaku Pemangku Ketua Cabang Indera Mahkota meragui sama ada pihak kerajaan dan LYNAS akan mengutamakan kepentingan keselamatan dan generasi akan datang dengan keuntungan RM10.2 bilion setiap tahun yang lumayan ini.

“Pengiraan ringkas menunjukkan sekiranya keuntungan yang dikaut setiap tahun RM10.2 bilion tersebut dibahagikan kepada 500 ribu warga Kuantan, setiap penduduk di Kuantan akan menanggung ‘kos nyawa’ sebanyak RM24,000.”

Oleh itu, Chean Chung berkata bahawa perjumpaan Ahli Parlimen Kuatan, Fuziah Salleh dengan Nicholas Curtis pada 1 Julai 2011 nanti adalah amat penting.  Selain itu, Chean Chung juga berpendapat bahawa sesi perbincangan antara dua pihak haruslah terbuka dan telus bagi memperjelaskan segala keraguan rakyat Kuantan.

*Kenyataan media oleh Lee Chean Chung (gambar kiri) selaku Ketua Ranting Air Putih merangkap Pemangku Ketua Cabang Indera Mahkota PKR.

Link:http://httpwww.merdekareview.com/bm/news.php?n=11983

Mengapa Sarawak menjadi sedemikian rupa?

Zaman seolah-olah kembali ke Sarawak pada era 1970-an ketika saya menjejak langkah ke Tabuan Dayak yang tidak jauh dari bandar Kuching.  Rumah kayu bertingkat dua yang usang, dengan tujuh hingga lapan unit rumah di setiap tingkat.  Rumah itu berbunyi, dan bergoyah ketika saya memanjatnya.

Air kumbahan dari rumah mengalir keluar di depan rumah, mengikut “parit yang terbentuk secara semulajadi”.  Lumut tumbuh di sekelingnya, menunggu motorsikal yang bakal melaluinya dengan risiko yang ditanggung sendiri.  Arus pembangunan yang deras pada hakikatnya terhenti di pelusuk Kuching ini.

Sarawak sebagai negeri yang mempunyai permukaan paling luas di Malaysia, kaya dengan sumber semula jadi.  Rakyat seharusnya dimanfaatkan dari negeri pengeksport petroleum dan balak yang terbesar di Malaysia ini.  Namun, sehingga tahun 2007, kadar kemiskinan Sarawak masih kekal pada paras 4.2%, lebih tinggi daripada purata negara yang mencatat 3.6%.  Dari segi purata pendapatan keluarga, Sarawak terus menjunam, dari kedudukan ke-4 pada tahun 1990, kepada ke-6 pada 1999, ke-7 pada 2004 dan ke-8 pada 2007.

Kerajaan dominan gagal bantu yang lemah

Di kalangan bumiputera bukan muslim, walaupun Dayakism amat lantang setika dahulu, namun keadaan yang dihadapi Iban, Bidayuh dan Melanau lebih memedihkan.

Menurut laporan Berma pada tahun 2003, terdapat 36.4% Iban, 33% Melanau dan 25.8% Bidayuh yang masih hidup di bawah paras kemiskinan selepas tamatnya Dasar Ekonomi Baru.  Apa yang menjadi sindiran, soal selidik ini juga mendapati bahawa orang Melanau tidak mendapat bantuan yang banyak daripada pemimpin politik mereka yang menerajui tampuk kerajaan Sarawak.

Mengapa negeri yang kaya, ditambah pula tindakan afirmatif yang dilaksanakan sekian lama, malah kerajaan dominan yang tidak pernah dinafikan majoriti dua pertiganya dalam DUN – gagal berdepan dengan masalah kemiskinan yang berlanjutan selama 40 tahun?  Mengapa Sarawak menjadi sedemikian rupa pada hari ini?  Saya menganggap ia berpunca daripada kekurangan “semak dan imbang”, sehingga kerajaan yang berkuasa diculik kumpulan berkepentingan – suara dan kuasa rakyat diperlekehkan.

Sumber yang lumayan dikawal sepenuhnya oleh kerajaan yang dominan.  Maka pemerintah menjadi rebutan pelbagai pihak.  Dalam keadaan di mana tidak wujudnya “saling mengimbangi” dalam sistem, adalah mudah untuk kerajaan menyalahgunakan kuasa, dan membuka ruang kepada rasuah.  Pada masa yang sama, keadaan ini membuka pintu kepada pihak yang mencari peluang merentir (rent-seeking).

Sumber dipunggah dengan cepat

Seandainya kumpulan merentir ini telah menjadi puak berkepentingan sama dengan pemerintah, maka mereka yang memunggah harta awam untuk menjadi milikan dirinya akan mempercepatkan langkah untuk memperkayakan dirinya.  Jadi, pemerintah akan tumpu kepada bidang pembalakan, perlombongan, pembinaan yang boleh mendatangkan kepentingan dalam masa singkat, menerusi jual beli tanah, lombong, balak dan sebagainya; sebaliknya mengabaikan dasar yang boleh membawa transformasi ekonomi masyarakat dalam jangka panjang- jauh lagi dasar seperti pendidikan, kesihatan, penyelidikan yang disifatkan sebagai pelaburan jangka panjang.

Misalnya, pembalakan dan pertanian sebagai sektor prima.  Walaupun sektor prima gagal bersaing dengan bidang pembuatan dari segi skala dan pengkhususan kerjanya, malah kualitinya gagal menandingi sektor perkhidmatan.  Namun, untuk negeri (bukan negara bandar) yang mempunyai tanah yang subur, ia adalah sektor asas yang memperkayakan rakyatnya.  Pertanian menjadi asas negara – seandainya asas sektor pertanian tidak dikendalikan dengan baik, maka pembangunan ekonomi dan transformasi semestinya menghadapi pelbagai rintangan.

Maka pembangunan Sarawak dipengaruhi kumpulan yang merentir, bukan sahaja menjurus kepada tumpuan kerajaan untuk terikut-ikut dengan pengindustrian, malah mengabaikan pembangunan pertanian, di samping menggalakkan pembalakan.

Pertanian diabaikan

Pada tahun 1970-an, dua pertiga daripada rakyat Sarawak terlibat dalam pembalakan, perikanan dan pertanian.  Jadi, pembangunan dan pembalakan menjadi dasar yang penting untuk meningkatkan kehidupan rakyat.  Dalam Rancangan Malaysia pertama (1966-1970), kerajaan Sarawak memperuntukkan 32% atau bersamaan RM86.7 juta untuk belanjawan pertanian.  Tetapi, sehingga Rancangan Malaysia Ketiga (1976-1980), walaupun 56% daripada populasi berkecimpung dalam sektor pertanian, namun peruntukan dikurangkan secara dramatik kepada 8%.  Keputusan untuk mendahulukan pembalakan dan kemudiankan pertanian menjadikan sektor perikanan dan penanaman secara kecil-kecilan berada dalam kesempitan.

Sementara itu, nilai eksport pembalakan melonjak dari RM5 juta pada tahun 1951 kepada RM3.135 bilion pada tahun 1990, malah meningkat kepada RM7 bilion pada tahun 2008.  Aktiviti pembalakan membawa terlalu banyak kepentingan kepada negeri Sarawak, malah kebanyakannya dimiliki pemegang lesen pembalakan.  Lebih teruk, lesen pembalakan menjadi punca politik naungan, menjadi saluran penting untuk pertukaran kepentingan, melahirkan ramai jutawan dalam sekelip mata.  Sesungguhnya, ramai antaranya adalah mereka yang rapat dengan Ketua Menteri, termasuk ahli keluarga, kawan, ahli politik parti komponen dan sebagainya.

Jadi, sementara Ketua Menteri dan BN Sarawak berpeluk dengan tycoon pembalakan, rezeki dan pembangunan ratusan ribu petani telah diabaikan.  Apa yang harus “ditransformasikan” tidak pula ditransformasikan.  Lebih-lebih lagi, dengan gejala rasuah yang semakin berleluasa, ketirisan berlaku di mana-mana, dan ekonomi Sarawak gagal mara ke depan.

Jika pada zaman dahulu, kerajaan dominan yang menguasai sumber akan menggunakan segala-galanya untuk menghalang, memecah-belah dan membeli mereka dari pembangkang.  Namun, pada tahun 2011, apabila 308 (8 Mac) dan 416 (16 April) ditambah akan bersamaan 11, banyak perkara telah berubah setelah dilanda tsunami politik tiga tahun yang lalu.

Jadi, SUPP yang menjadi “pelindung” untuk Ketua Menteri Sarawak, kini pula melaungkan slogan “transformasi”.  Mereka lupa bahawa dirinya punca kepada akibat yang dihadapi sekarang.  Pengundi Sarawak seharusnya merenungi, mengapa pula negeri yang kaya ini akan menjadi sedemikian rupa pada hari ini?

*Lee Chean Chung ialah penyelidik dasar.  Tulisan ini disiarkan di MerdekaReview dalam bahasa Cina, diterjemahkan dan disunting dari teks as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