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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马来西亚成为毒害国 Visi 2020: Malaysia Negara Racun

文:关飞

澳洲稀土巨头莱纳斯(Lynas)欲在彭亨关丹格宾工业区建造稀土厂一事,最近无论城内城外,皆闹得沸沸扬扬。

稀土(Rare Earth)也称稀土金属,包括镧、铈、镨、钕、钇等的17种金属元素。稀土也是制作制造各种科技产品、手机电子电脑产品、环保新能源设备、汽车及军工行业高科技产品所需关键原材料。去年,拜中国全球最大稀土资源地中国宣布限制稀土出口所赐,2011年3月的稀土金属平均价格为每吨4万4361美元,几乎为去年价格的2倍。

问题是,关丹没有那么幸运,不但没发现稀土藏矿区,也从来没有稀土矿场。莱纳斯所谓设厂的做法是,把韦尔德山(Mount Weld)的矿砂运到西岸港口弗里曼特尔(Fremantle),再用20尺货柜以船运的方式运载到关丹港口,然后以陆运的方式运送至厂内进行提炼工作。

澳洲不要的辐射废料国阵政府当宝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因为稀土本身,就是一个有一点麻烦的原料。稀土虽然用途广泛且重要,但在提炼时会散发辐射性尘埃,提炼后的废料中也存留辐射,能通过空气和水进入人体,导致免疫系统疾病和癌症。

澳洲政府虽然很欢迎投资,而且原料也来自澳洲,但整个提炼过程,就偏偏不在澳洲进行。莱纳斯总裁局迪斯(Nick Curtis)说,在澳洲兴建及营运提炼厂的成本,是在大马开厂的4倍。另外,澳洲重视环保,绿党在政坛有很大影响力,厂房要通过环保要求并不容易。居迪斯也解释,当初决定在马来西亚设厂,主要的原因是大马政府为莱纳斯提供12年的税务优惠。

这似乎表示,马来西亚不但价廉物美,不重视环保,而且不知环保为何物的政党在彭亨有很大影响力,因此厂房要通过环保要求实在太容易了?如果再加上国阵政府“大平卖”所提供的12年税务优惠,则几乎是个自动送上门的“好康头”!

在稀土的提炼过程中,将剩下3种残余物(Residue),分别是:石膏(Gypsum)、石膏副产品(Gypsum By-prodyct)以及铁磷石膏(Iron-Phosphor-Gypsum)。根据马来西亚莱纳斯总经理马沙尔的说法,前两者将被制作成石膏板与肥料,而最后的这项带有辐射的镧系元素,莱纳斯夸口说将与国内大专与机构进行研究,以把它开发成防护堤与分波器。然而,当这项研究尚在空谈阶段之际,数十万吨的稀土原料已经准备就绪,待稀土提炼厂一旦完工,即将越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与相距最近只有2公里的居民日夜作伴!

虽然彭亨州政府与莱纳斯皆把这项投资称为“高科技”的投资,关丹民众皆不以为然。若以之前红泥山事件为鉴的话,储藏辐射物的后果,往往难以预料。1980年代,日本三菱(Mitsubishi)曾在霹雳红泥山(Bukit Merah)的锡矿开设亚洲稀土(Asia Rare Earth)提炼厂,如今当地已成为亚洲最大辐射废料库之一。在村民与压力团体抗议下,三菱提炼厂结果于1992年关闭,可是,当地1万1000人的社区,有婴儿先天残障,5年内更有8人罹患血癌,其中7人已过世。

而且,事情还没有完结。三菱提炼厂在1992年关闭后,现在还需要斥资1亿美元进行清理工作,现已移走许多污染物质,并把一个山顶铲走,准备把废料埋入山中,再用逾20呎厚泥土及花岗岩封好。而且,最困难的工程将于今夏进行。当局需要出动身穿保护装备的工人及机械人,由厂房移走8万桶辐射废料,并以水泥混合,永久藏于山上。

澳洲莫纳斯大学环境工程系资深教授葛文博士(Dr. Gavin Mudd)日前指出,辐射在废料的累积以及时间的推移下将变得越发危险,而莱纳斯或许尝试把此课题大事化小。

事实上,格宾稀土厂开始运作后的情况是,铁磷石膏的残余物每年将高达3万2000吨,其中含有钍与铀的辐射物质。换言之,获得10年辐射物储存准证的莱纳斯,10年下来将累积高达32万吨的辐射物!再且,钍辐射物的半衰期(half-life)为140亿年。这也表示,虽然莱纳斯信誓旦旦会在近乎不渗水的泥土上,铺设高密度塑胶,以防辐射外泄。然而,这些看似高度密封的措施,在140亿年的光景中,是显得多么地可笑与微不足道!

民众自发政党动员抗霸权

了解到莱纳斯与州政府的虚伪与伪善之后,在当地民联代议士的配合下,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反稀土签名运动。这此签名运动的力量、广度和深度,就关丹这个小镇而言,是前所未有的。

在茶室,看到打完太极在用早餐的安娣们拿着反稀土签名表格,一张桌子沿着一张桌子地去收集签名;在学校,签名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在班级间传开。除了学生,许多老师与班主任也义不容辞地签下大名;就连驾着面包电单车的印裔流动小贩,前方的篮子内也看到签名运动的表格。结果,运动获得空前热烈的反应,并在短短的1个月内,就获得接近5万个签名,而且还在持续当中。

过后,关丹民众也自发成立《反莱纳斯,救马来西亚》的组织,并且于3月31日,组织了4辆巴士前往国会呈交备忘录。虽然吃了首相以及其办公室人员的闭门羹,但是组织主席严世鸿在国会的怒吼“我们不要红泥山亚稀厂惨剧重演!LYNAS滚回去!收拾你们的东西,一件不留的滚回去!”,已经成为网民竞相转载的“金句”。

由彭亨州发展机构(PKNP)、原子能执照局(AELB)以及环境局所主办的官当说明会也因为民众的热烈参与而火药味十足。超过300名关心稀土厂健康及安全课题的民众不但把小小的礼堂挤爆,情绪高涨的民众二度在2名出席者的主持下,以举手的方式表达拒绝莱纳斯在格宾工业区提炼稀土。

接着发言的民众甚至开口要求2名州议员辞职以制造补选,让人民通过选票表达对建稀土厂的立场,现场马上传来热烈的欢呼声,让2名马华州议员拿督彭子明与陈汉祥感到尴尬不已。

彭亨大臣的流氓金句

当然,现在认为尴尬的事情,在彭亨州务大臣呛声之后,就已经算不了什么。尊贵的彭州大臣安南耶谷首先于4月12日的彭亨州议会上,枪口对准土满慕州议员彭子明,斥责他在关丹人民反对格宾建稀土厂课题上,与反对党一同起舞,而且也要求他做到“反对党的位子去”。

过后,彭大臣更语出惊人地说,要关闭整个格宾工业区让人民做出选择。他说,要让格宾工业区的逾2万名员工,或连同他们家人在内的8万人,在工作机会和辐射稀土厂之间作出选择。

就在大臣要民众在“性命”与“国阵政府”之间做出选择时,远在澳洲的绿党西澳国会议员罗宾(Robin Chapple)竟然声援远在千里的关丹民众。罗宾坦率指出,莱纳斯并没有完全把含有辐射物质的钍原料处理干净,而只把含有钍辐射物的稀土降低至无需申请特别有害原料出口准证(Special Export License Requirements for Hazardous Material)的水平。他也表示,如果不在矿场内把所有辐射物处理好的话,运送与提炼过程中不止将危害关丹人民,就连居住在威尔德山附近的齐瓦纳(Kiwana)族群也将深受其害。

更不可思议的是,原定举办一个月的官方汇报会,在大臣呛声之后,竟然突然腰斩,而且汇报会地点更从关丹移师至雪兰莪的龙溪。如果政府担心民众反应太热烈的话,大可以搬到大臣的选区内进行。试问,关丹建稀土厂与雪州有什么关系呢?

民众看到国阵国州议员的诸多乱象,除了摇头之外,只要继续诉诸自救活动。4月16与17日,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主席丘运达以及红泥山辐射研究学者再也巴兰医生,在关丹反稀土组织“拯救马来西亚”邀请下,昨晚抵达关丹分享当年红泥山居民的抗争经历。而劳勿武吉公满受山埃所苦多年的居民,也将于4月24日(星期日)到来关丹分享他们环境公害抗争的经历。

丘运达就指出,彭亨州政府目前处理莱纳斯在格宾工业区设厂提炼稀土的手法,与当年80年代霹雳州政府处理红泥山事件如出一辙。

原来,20多年来,许多东西改变了,但是许多事情还没有。红泥山的稀土还未送走,彭亨关丹又迎来了稀土厂。再加上劳勿的山埃与即将建设的核电厂的话,看来马来西亚2020年的宏愿不再是先进国,而是成为毒害国,辐射国!

×本文也刊载于《公正报》。

Raksasa Wanita Pertama Malaysia 第一夫人这只怪兽

虽然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曾名列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贪腐官员榜”第二位,然而事实上,他的财富大部分由妻子伊美黛掌管。伊美黛是名副其实的“前第一夫人”,她曾经因为拥有5000件裙子,以及3500双名贵鞋子而名噪一时。

2008年接受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刊特约记者专访时,她直言不讳地认为生活奢侈无度并没有什么过分,而且是她身为第一夫人的“工作的一部分”。

专访中,她承认曾经在纽约购物时,一个晚上就花了500万美元。有一次,当她在伦敦的一家礼品店相中了一条项链,但是店家却不肯卖出,说是被另外一个买主预定时,伊美黛的选择是——买下整个商店。

挥霍奢华,花钱血拼以保证形象的美好和典范。背后的丑恶不重要,反正只要你在权力的中央,或是某位在权力中央的另一半,上台时台下自动会响起掌声和亮起灯光。那就是伊美黛为世人创造的“第一夫人哲学”。英文新词日新月异,也不落人后创造了imeldific一词,以示挥霍轻浮之意。

最近,当“茉莉花革命”在中东飘香时,突尼斯逃亡总统本阿里的妻子莱拉 (Leila Trabelsi)于今年初携带价值约3500多万英磅,重1.5吨的黄金飞出境。这时,世人才认识到这位“阿拉伯世界的伊美黛”。

莱拉这名“第一夫人”比起伊美黛也不逞多让。伊美黛有3500双鞋子,但是莱拉则购置多达50多辆豪华轿车。当茉莉花革命发生时,愤怒的民众还把她其中一架法拉利跑车用吊车掠走。此外,她的哥哥拥有一家航空公司、几家饭店、两家广播电台和一家汽车组装厂。

在突尼斯民众生活水深火热之时,可以姿态优雅到杜拜的高级商场购物;在百物腾涨失业率高涨,可以吃用私人飞机从法国空运来的冰淇淋和优格,莱拉不止把伊美黛“第一夫人”哲学发挥得淋漓尽致,更厉害的是,莱拉懂得包装。她不止满口谈论女权,还把持多个慈善基金会。

其实第一夫人哲学一体两面。奢华的第一夫人,背后衬托的,多是腐败的政府、滥权的机关、敛财的朋党,以及生活日益艰难的老百姓。只有这些民瘼难解、民怨难伸,贫富鸿沟日益扩大的国度,才会在位高权重者的枕头边,忽然膨胀出一个贪婪且不受制衡的怪兽。

在这种情况下,看到耗资450万令吉,但只有15人赴会的“第一夫人峰会”;看到部长们汗流浃背地在国会为第一夫人辨白漂白而不理政务时,不要摇头叹息。选出这样的人物与政府,再炮制这么一个老婆出来,你我皆有责任。

×本文也刊载于《公正报》。

高教贷款沦财政无底洞,苦了学生也伤了教育 Skandal PTPTN: Membebankan mahasiswa malah menjejaskan mutu pendidikan

许多年轻人听到国家高等教育基金(PTPTN)这五个字母就会色变。在入学以前,国家高等教育基金是入学保证金;在毕业以后,国家高等教育基金的代名词,就是债务。

但是,许多学生不知道的是,这里所说的债务有两个面向:一个是莘莘学子毕业后所须偿还的巨债,另一个是国家高等教育基金本身,竟然也负债累累。

一个借贷机构自己也会经营不善至几乎破产吗?在马来西亚这个Boleh Land,答案是可能的。

有本事借钱没能力追债

2006年,国家高等教育基金批准了共153亿令吉的贷款予来自17家国立学府与300间私立学府的79万4940名学生。3年后,根据2009年国家总稽查司报告,政府批准的贷款膨胀一倍至惊人的313亿9000万令吉。贷款者也大幅增涨至146万名学生。

313亿令吉,相等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7巴仙。以人口计算的话,每个马来西亚人将承担约1万2500令吉的债务。146万名借贷者也占了我国工作人口约12巴仙。也就是说今天我国每10个雇员当中,就有1名欠了政府一屁股的债。

借了这么大笔钱出去,如果说能够连本带利收回来的话,那么还说得过去。国家高等教育基金面临的大问题,就是许多债务无法如期收回,以致无法满足接踵而来的借贷需求,而陷入“借贷机构不断借贷”的梦魇。

截至2009年杪,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原本应该收回31亿9千万令吉。但是至今只追讨回15亿1000万令吉,也就是总数的47巴仙而已。剩余的53巴仙或16亿8000万令吉,到底去了哪里,而为什么追不回?

2009年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借贷状况

应该收回款项 已追讨款项 未追讨款项
令吉 31亿9千万令吉 15亿1000万令吉 亿8000万令吉
百分比 100% 47% 53%

没借钱者获贷款,管理不善沦笑柄

毕业生不还钱,是借贷者之错,还是追债者之误呢?2009年国家总稽查司报告指出,国家高等教育基金的管理存有很大的问题,看完报告后直叫人扼腕叹息。

首先,迟缴付贷款的警告信的发出时间竟然迟了个1至17个月。而且,当局只有区区的66名员工处理82万2099名贷款者的手续,比率相等于每1名员工需要为1万2000名贷款者作程序处理。

更严重的是,有1万6013位学生并没有申请贷款,但是却获得共2千378万令吉的预付款项!在这些获得“天降横财”的学生当中,有大约98巴仙的还未把贷款回吐。

另外一项问题是,至2009年杪,国家高等教育基金竟然还未签署共计18万7540份由当局与学生签署的合同。这些合同散乱在办公室各处,也不知道能不能够找得回来(可以想象有些学生期盼他们的合同已经不翼而飞)。

国会公共帐目委员会在最近的调查也发现,隶属于财政部下的Prokhas Sdn. Bhd.,是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委托以发展数据库系统的公司。这家公司却把此合约外包予一家印度公司。结果自2006年以来,数据库系统的进度只达到16巴仙。消息指出,国家高等教育基金管理层并没有议决把这项工程外包,但是依然“神秘”地被分发取出了。

越补越大的财政无底洞

为了填补这个越捅越大的财政黑洞,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只好向外界借贷。至2009年杪,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已经借了160亿令吉。这其中的140亿令吉是由政府担保。这一笔担保,虽说是包裹在美丽的“贷学金”外衣下,但是一旦有什么闪失的话,全体国民就需要为那140亿令吉的债务买单。政府这项以担保之名背负的债务,比巴生港口自贸区(Port Klang Free Zone)的46亿令吉和国家基础设施公(Prasarana)的104亿7000万令吉还要高。

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向外借贷的“债主”如下:

债权人 年份 贷款总额  

(亿令吉)

每年利率  

%

借贷期限  

()

利息总额 (亿令吉) 政府  

担保

已偿还贷款  

(亿令吉)

雇员公积金局(KWSP) 2003 15 4.61 10 6.8 4
2004 5 5.33 10 2.7 1.3
2005 30 4 5 5.8 5.2
2006 75 MGS + 0.5 10 34.7 7.8
退休基金局(KWAP) 2003 5 3.58 5 0.9 5.9
联昌国际 

(CIMB)

2009 15 5.17 10 4.2 0.2
大马银行 

(Ambank)

2009 15 5.17 10 7.8
总额 160 62.9 24.4

从上表可以看出,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向外举债的成本不断攀高。2003年的借贷利率仅为4.61巴仙(公积金局)以及3.58巴仙(退休基金局),但是2009年向联昌国际与大马银行借贷的利率已经攀升到5.17巴仙。借贷成本高涨的原因,或许是向私人银行举债的关系。但是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国家高等教育基金的营运风险(Operational Risk),随着债务无法如期收回而变高。

另外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公积金局竟然是国家高等教育基金的大债主。自2003年以来,公积金局已经向国家高等教育基金注入共125亿令吉的贷款,占了总贷款额的78巴仙。公积金局至今只收回了18亿3000万令吉或不到20巴仙,而4项贷款之中,没有一项能够完全收回。

公积金局的主要任务是为570万名活跃会员与这些会员背后的家庭,提供一个在退休之后有保障的未来。但是政府往往喜欢挪动公积金局的存款,为许多失败的计划收拾残局,或是去收购许多营运不善的朋党公司,导致公积金局的回酬多年偏低。

大马公积金局从1983年至1987年的分红是8.5巴仙,1988年至1994年是8巴仙,1995年是7.5巴仙,1996年是7.7巴仙,1997年及1998年是6.7巴仙,而到了1999年是6.84巴仙。1999年之后,公积金局分红下降的趋势一直延续,直到2008年的4.5巴仙。

这种回酬不断下降的趋势,就我国婴儿潮即将迈入退休年龄的人口结构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在退休人口比例不断增加,政府却没有提供强韧的社会安全网让他们“降落”,以保障他们退休后的保健与生活开支的情况下,我国即将承受更高的社会风险(Social Risk)。今天,许多数据已经显示,大部分的我国人民在3年内就用光了公积金存款。我国人口现今的平均寿命为72岁,而且不断在提高当中。这表示老年人口所面对的潜藏危机与挑战将会越来越严峻。

从另一个角度剖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公积金局的存款都是来自于我国的雇员,国家高等教育基金的借贷者则多为雇员的孩子。经过这种“左手至右手”的财务搬动,再加上国家高等教育基金的管理不善所致,结果是雇员与雇员的孩子(大学毕业生)皆沦为输家。

追逐金钱,没有青春的年轻人

由于需要偿还国家高等教育基金的贷款,加上我国的实质薪水增幅不如物价的涨幅,许多大学生毕业后,除了得骑着电单车上班,只租得起一间小房间之外,他们周末外出花费也需要精打细算,更不用说要规划自己的退休计划。要说大学生毕业后就晋身中产阶级,远矣!

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在2000年5月20日就职典礼上发表了著名的“四不一没有”谈两岸的统一问题。随着生活费日益高涨,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就算谋得一职半业,也面临所谓“四不一没有”的困境:不买车、不买屋、不血拼、不刷卡,没有退休计划。如果再加上还需要偿还国家高等教育基金的话,不止现在的经济窘迫,他们退休后的晚景亦堪忧。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种钱不够用的趋势,催生了许多号称赚快钱、财务自主的快速致富文化,以满足我国焦虑的年轻一代。他们的人生就是赚钱,认为赚钱就能够买时间,赚钱就等于自由,而完全没有空间为自己的志趣寻找归宿,没有时间关心社区,更逞论国家课题,让深化自己人生的机缘白白流失,殊为可惜。

另外,国家高等教育基金的政策与全额度的贷款,导致由政府保证的债权人,以及许多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私立学府成为得益者。也可以说,国家高等教育基金成为供养某些私立学院的金主。而签署的一张张借贷合约,就相等于我国汽车工业的特许证(Approved Permit)。所不同之处在于,毕业生在往后的20年还需要背负沉重债务!

这种对于国家高等教育基金的依赖可以从最近上市的Masterskill私立学院股价暴跌一事看出端倪。安联证券研究指出,Masterskill学院里竟然有95巴仙学生依赖国家高等教育基金提供的贷款。由于国家高等教育基金最近的不确定因素增加,而且当局对于种种市场的揣测并没有发布回应,因此Masterskill股价率先暴跌。

事实是,Masterskill在数千间私立学院中并非唯一的例子。国家高等教育基金所批准的313亿9000万令吉贷款当中,有部分资金流入了我国的私立大专行业,相当部分上支撑了这些学院的生存。一旦国家高等教育基金的运作依然不透明、效率低落、缺乏公关手腕回应各种新闻再加上资金开始干涸的话,许多如Masterskill的个案将陆续浮现。

由此可见,教育的私营化并没有真正提升其学术的水准与教学素质。我国大学的排名沉疴不起,私立高等教育大多变成文凭的商业买卖。因此可以说,高教贷款政策由于缺乏宏观视野,加上一贯的管理不善,因此沦为彻底失败的政策。国阵政府就此难辞其咎。

×本文也刊载于《公正报》。

最低工资的迷思与出路

关于最低工资的争取与辩论,在我国由来已久,甚至可追溯到独立前后的工人运动与随后社阵的斗争纲领。

近年发生的,关于争取最低工资的两件大事,分别是由被压迫人民大联盟(JERIT) 其中一个联盟——工厂工人与职工会联盟(简称厂工盟)于2006年9月21日在国会大厦所号召及动员的千人工人请愿运动。厂工盟提出的六大诉求之一,就包括了颁布900令吉的最低薪金法令。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于2007年6月18日,由马来西亚职工总会(MTUC)发起的全国请愿运动。请愿运动的备忘录里,除了提到制定900令吉的最低工资,也要求政府立法提供生活津贴(Cost of Living Allowance, COLA)。

在应对工人课题方面,巫统与国阵政府向来不是强行镇压,就是装聋作哑,或嗤之以鼻。没有人料到,尔后308的大海啸,除了把国阵政权吹得七零八落,连带也把沉寂已久的工人声音从旷野之中带了回来。而2008年开始崩溃的全球经济,也让立法制定最低工资的呼声越发地响亮,甚至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308前,可以说,就连激进的工人运动者也没有想到政府竟然会真的考虑实施最低工资。可是,最近人力资源部部长苏巴马廉竟然承诺说政府或将实施“马来西亚模式”的最低工资,真让人大跌眼镜。

许多人都对最低工资法的认识有限,甚至对于最低工资的设定带有偏见,认为工人会变得懒散、成为社会寄生虫、甚至会带来经济衰退等等。无所谓,在国阵多年的发展主义与重商贾朋党的文化下,这种偏见与迷思的形成是自然的。

其实,历史上早就已经出现最低工资。纽西兰于于1896年推行最低工资,是最早推行最低工资的国家。接着下来采纳最低工资的国家为澳洲(1899) 和英国(1909)。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已实施程度不一的最低工资法。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已经有超过90%的国家实施最低工资。而且,不止是在遥远的欧美,就连已经实施最低工资法的亚洲国家也不在少数。

已实施最低工资法的亚洲国家
中国广东和深圳、台湾、南韩、日本、寮国、印尼、泰国、香港等。

令人吃惊的是,就连一向被喻为“拜金社会”、经济高度自由的香港也刚刚通过了最低工资法。2010年7月,香港立法委员在超过40小时的激烈辩论后,历史性地通过了最低薪金法案,并且将在2011年生效。香港特首曾荫权语重心长地吐出了这句话:社会矛盾体现在贫富差距。

由此可见,最低工资的落实不止有着多年的历史,而且在世界上已经非常普遍。

对于最低工资的担忧,无非是影响经济、吓走外资、提高通膨、减低就业、对中小企业不利、以及我国已经拥有过多的劳工保护法令等等。然而,这些迷思,到底是事实,抑或是权贵与朋党商贾等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而经过多年粉刷与宣传所留下来的偏见呢?

先谈外资、就业与整体的经济。如果实施最低工资将会影响经济的话,为什么这么多的最低工资实施国都能够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当然这是个简单的逻辑,如果真的要证明最低工资的影响,我们需要实验结果与科学的根据。

1992年,当新泽西州的最低工资从4.25美元提升至5.05美元之际,其邻州宾夕法尼亚州并没有跟进提高工资。David Card与Alan Krueger这两名学者为这两个州在最低工资的不同哦你调整上对其餐饮业的冲击作出定量研究。从餐饮业者的回馈中,他们作出了一个结论:提高最低薪资的新泽西州的就业竟然提升。这项著名的Card & Krueger研究不止引来诸多瞩目,就连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也为此分成两派而争得面红耳赤。

就笔者看来,就算提高或设定最低工资不会增加就业,至少在中长期而言,对于就业的负面影响也将十分有限。这也和于2006年由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文件不谋而合。文件这么写道:“大部分研究都证明实施最低薪资对于就业并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一个更大胆的预测是,提高最低薪资对于就业或经济没有太大影响的原因是,雇主被迫通过延迟聘请、减低工时、提高价格与其它种种方式来提高其业务的生产力。是的,提高最低薪资会影响的不是经济,而是雇主。而雇主在面对来自劳方的压力但别无选择下,被迫提高生产力来应对竞争。长远来说,提升的生产力将能够转化成我国的竞争力,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走得更远。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既然制定最低工资对普罗大众而是那么有利(我国约有1100万名打工仔),长远而言又能够促进经济转型,为什么国阵迟迟不推动最低工资法呢?是当权者未醒悟,还是有目的性地延缓最低工资的落实?

在早期,由于联盟与国阵的竞争对手主要来自推动工人运动的左翼力量,因此玩弄种族政治的国阵,向来都对强调阶级意识的政党,以及工人阶级不带好感。然而,早期的国阵也带有草根与工人的形象,譬如拥有大批教师支持的巫统,以及被吸纳进入国阵体制的人民进步党与民政党等,都带有源自于左翼的传统色彩。当时,在和左翼政党竞争当中,许多有利工人的政策,如全国工资理事会(National Wage Council)为码头货运业、酒店业与商店员工设定的最低工资,就是在60至70年代敲定。

在国阵有系统的打压与全球情境变化之下,逐渐式微的工运与工人为主的政党在马哈迪掌政时期宣告崩溃。在缺乏制衡之下,一党独大的巫统/国阵迅速地腐败,其早期的所谓“国阵协商精神”萎缩凋落成一个只能够一边高喊马来主权,另一边和朋党商贾互相输送利益的选举组织。越发做大的商业利益朋党集团不止操控了党选大选,甚至操控了领导人。换句话说,利益集团已经接管了巫统与国阵。嘿,在这个时候,在这些巨型企业的面前,卑微的工人们提出最低薪资的构想,岂不显得太不合时宜了吗?

当然,事情的发展总有它的两个面向。巫统与国阵沉溺于钱权交换的游戏,多年的治国无方早已导致我国的社会与经济体系千疮百孔、百病丛生。后308时代,许多过去视而不见的问题竟然已经恶化得那么刺眼。一些令人难堪的数据包括:

  • 我国有40%的家庭收入每月少于1500令吉。
  • 我国40%收入最低的人口所获得的,平均上只有最富有20%人口的七分之一。
  • 我国10%收入最低人口的所得分配为2%,10%收入最高的分配则高达33.1%。10%最低和最高收入者的差别,高达16.6倍。

这些数据说明了两个简单的事实:(一)我国贫穷人口逐渐增多;(二)我国的贫富差距日渐严重。当权者明白,在今天全球化与大国崛起的年代,早期的发展主义再也不能让我国的经济起死回生。而在政府要推动第二波的私营化,却发觉没有什么可卖之际,工人们要求最低工资那卑微的声音,至少有一部分,似乎被听见了。

但是,国阵模式的最低工资,到底是打工仔们要求的最低工资,还是利益集团与朋党们心目中的最低工资呢?不要忘了,人资部部长苏巴马廉就在今年4月答应于7月1日落实保安人员的最低工资之后,于6月中旬在与保安公司商会代表们交流过后就戏剧性地展延。从这里可以看出巫统与国阵向商家哈腰低头的嘴脸,要实践工人愿望的政治意愿并不强。

苏巴马廉不止在推动最低工资方面犹豫不决,在面对媒体的质询时也显得支支吾吾。此君先是不理近十年众多工会组织提呈呈的备忘录以及调查,反而在人力资源部设立部落格向公众征求对于政府落实最低薪金制的看法,然后说公众反应冷淡,因此不足以让政府实施最低薪金制云云。

后来当终于摆出认真的嘴脸时,苏巴马廉却又不敢承诺落实涵盖全民的最低薪资,而只会针对各个领域与地区落实不同的最低薪资。相对的,民联在其纲领里,早已提出落实针对全民的最低薪资。此外,民联也提出将保护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落实公平就业法让所有人都享有同样的工作机会、为私人界工人提供退休金制度,以及成立失业基金等等一揽子针对工人权益的配套。

在这方面,对于已经被朋党与利益集团骑劫的巫统与国阵,人民还是不要期待太多的好。反正在后308时代,日渐“醒目”的人民与“醒悟”的工友们,早已经知道往更美好明天的途径,不是在这里,而是在那里。

×本文也刊载于《公正报》。

隐晦的朋党津贴无所不在

在吉兰丹一个叫做兰头班让(Rantau Panjang)的边陲城镇,许多小船在隔开马泰两国的哥乐河(Sungai Kolok)上穿梭。许多当然是载送两地的物资与人客,有的则是趁着地利与价格之便,把在马来西亚的津贴物品偷渡到泰国去赚取价差。马来西亚津贴的日常用品物品包括汽油、白米、白糖、面粉与面包等等。因此,说马来西亚是个津贴国并不为过。这种偷渡的方式等同于把我国白花花的银子运到外国去,数十年来国家的损失难以计算。

津贴对个人是个小问题,对国家来说则是个大命题。这是因为,津贴肯定有其受益与损失者。政府提供津贴或补贴的钱财,最后皆来自于纳税人,在公共政策上是有其利弊的事项,的确值得公开辩论与深入讨论。公开讨论不但有助于开启民众对于公共政策的了解,而且才更能让付费者给得心安理得,而获得津贴者因知道得来不易而心存感激。

然而,公开辩论与对话等字眼从未被纳入到国阵政府的字典内。也因此,过去行之数十年的补贴与津贴课题,就沉睡在静默的岁月中,从未被任何人认真地提起。由于当时的国库尚算丰裕,当权者也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继续粉饰数字,并乐得继续津贴人民下去免生事端。

也因此,在后308时代,当国阵在国库捉襟肘见忽然提出要撤除津贴时,民间的反应剧烈也就不为过了。国阵政府在实施津贴政策50多年后,忽然立场大转弯地把津贴成为众矢之的。这不止让民众无法适从,也凸显国阵在过去缺乏危机意识与前瞻视野,而且长期习惯于以上至下(Top Down)的方式治理国家,以至于在国库窘迫时被迫“转钛”,让车上的乘客,也就是升斗小民们虚惊一场。这无关公关技巧或在野党制造课题,而是国阵长期缺乏宣教与心理建设所致。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津贴都不好,就譬如市场也不是万能,或是注重分配不一定不能发展一样。津贴好不好,不能武断地下定论,而需要深入地比较和讨论。

摊开数据,可以发现我国花在津贴上的数目其实不小:政府在2009年所提供的各项津贴高达740亿令吉,其中燃油津贴占235亿令吉、基建津贴46亿令吉、食物津贴31亿令吉,以及社会津贴(保健、教育社会福利等等)的428亿令吉。若除以我国总家庭人数的话,政府为每个家庭的补贴为1万2900令吉(下图)。

津贴项目 (亿令吉) 价值(亿令吉)
燃油津贴 235
基建津贴 46
食物津贴 31
社会福利津贴 428
总共 740
(资料来源:表现管理及传递单位(Pemandu))

740亿令吉的数目是否夸大呢?尤其是财政部在过后又发布另一组数据,说明我国的津贴只有186亿令吉,而非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依德利斯的740亿令吉(下图)。

津贴项目 价值(亿令吉)
燃油津贴 71
基建津贴 8
食物津贴 29
社会福利津贴 78
总共 186

(资料来源:财政部)

除了给予普罗大众的直接津贴之外,也有许多为了达到某些社会目标或发展特定工业而给予资本家或外资的津贴。津贴的形式不一而足,有政府直接津贴、税务回扣、土地折扣、奖励金等等。如果要了解数字背后的意义,要分别的一点应该是:到底津贴的对象是谁?是人民,还是从津贴中获得利益的朋党?

需要留意的一点是,获得津贴的我国人民或纳税人,获得的利益平均也只是每个家庭1万2900令吉而已。然而,朋党或资本家一旦获得津贴,利益是以亿计的。获得补贴的资本家将赚取价差的利润,也就是说该产品价格由于获得人为压制而产生额外的需求,或因为低价竞争力得以进入新的市场而获得的利益。朋党的津贴,则是通过包装的政商关系,以获得执照、私营化、发展项目、土地或种种幌子获得利益。前者的利益是以公共政策为导向,如美国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农业补贴等,后者美其名为国家发展,其实是把国库的银子转入朋党口袋的一种方式。

许多国家,的确有在津贴者如医疗与教育体系般的公共事业。然而在我国,政府倾注的津贴到底是利惠了人民,还是肥了朋党呢?让我们拿政府医院作为一个例子。在马哈迪私营化的浪潮下,我国医疗保健体系也把许多业务外包予私人界。其中包括药物采购、医院支持服务等等。结果,在1992年推行药物私营化后,人民承担药物费用比原先涨了3.1倍,同时,将医院支持服务外包于私人公司之后,人民承担费用涨至3.7倍 。

2010年3月,政府唯一的药物采购商Pharmaniaga的生产执照被卫生部的药物服务部门吊销 。可是同一时候,其合约还是获得延长多10年 。可见药物的品质在私营化过程中并没有显著的提升。

再者,整个私营化过程中并没有大型的公开招标,因此有很大的可能,这些工程都成为政客的筹码,最终落入了朋党的手中。结果是明显的:政府给予公共医疗体系的“津贴”并没有利惠民众,反而在过程中落入了朋党的口袋中。更甚者,由于这种类型的私营化更为隐晦,许多民众在使用公共医疗服务时,只知道招牌写着政府医院,却对背后作业的私营化一无所知。而当在野党声声谴责诸如获得执照与独立发电厂合约的朋党时,这些躲在背后的朋党却往往能够免于责难。因此,这些朋党不止获得免偿的津贴,而且操作着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

放眼四顾,这些打着政商的恩庇关系到处寻租的水蛭无所不在,从公共教育体系、农业、国家汽车业、建筑承包业、甚至到神圣的司法界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踪影。民众的眼睛并没有瞎,因此当政府把津贴导致效率匮乏、浪费甚至破产的理论拿来合理化撤除津贴的行动时,民众的反应必定是:在削减津贴前,政府到底有没有以身作则呢?

给予朋党的津贴足以承担民众的津贴吗?答案是肯定的。给予食物的津贴每年占31亿令吉,但是我国的独立发电厂(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除了获得国能保证购买电力之外,每年获得的津贴已高达130亿令吉,其1年的津贴足以提供4年的食物津贴了。而根据《2008年国家总稽查司报告》,联邦政府在2008年的行政开销超支14亿9000万令吉。有9个部门严重超支,数额高达36亿1000万令吉。另外一些不良记录包括下图:

项目 亏损/增加的成本
国家基建管理公司财政与营运管理不当 8亿4000万令吉
怡保万饶双轨电动火车工程工程展延 14 亿3000万令吉
峇贡水坝工程超支 10亿令吉
赌球执照 30亿令吉
大道赔偿费 每年6亿令吉
汽车入口准证(AP) 每年17亿令吉

因此,国阵一日不先把“朋党津贴”撤除掉,并把贪污整治好的话,普罗大众的看法必定是政府在“劫贫济富”。国会反对党领袖领袖安华也于日前要求纳吉解释,为何政府继续津贴富人,却打算要撤回对平民百姓和穷人的津贴制。安华也在群众大会上说:“只要减少每年200亿令吉的贪污,还有每年200亿令吉给予朋党的津贴,就可以不打扰人民。”这话虽然经过简化,却一言道出民众内心的想法。

八打灵再也南区国会议员许来贤也质疑政府取消白糖津贴的决策是否旨在帮助朋党。两个月前我国糖王突然脱售了其糖厂于联邦土地发展局的商业臂膀——全球创投控股私人公司。而今政府突然在糖王转售其糖业于土著企业家后,就作出这样的宣布,难以让人不揣测政府是在帮助朋党赚取更大的盈利。

在重重的质疑声中,灵感源自希腊的“2019年破产论”是显得多么地苍白无力。希腊是发达经济体,但希腊经济同时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包括庞大的结构性财政赤字、巨额公共开支、官僚制度效率低落、贪污、逃税、失业率持续上升等。去年底,希腊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加上国内无节制的公共开支,导致公共债务飙升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2.6%,国家濒临破产边缘。

马来西亚面对的问题和希腊相似,不是因为津贴,而是因为国家贪腐和管理不当而产生破产的可能。因此,首先要整治与清除的,并不是给予大众的津贴,而是无能贪腐的政府,以及寄生在其上的朋党及利益集团。对人民而言,如果连破产也吓唬不了他们的话,他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吗?

×本文也刊载于《公正报》第13期《经济养分》专栏内。

马来西亚经济议程 vs新经济模式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新经济模式
有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我国新经济模式的推出基本上就是这么一回事。

首相纳吉自去年就开始为新经济模式造势,并承诺将于2009 年杪公布。奈何,首相过后一再展延推出的时间,一直至今年的3月才勉强出炉。前后一算,大约迟了半年的时间。在瞬息万变的全球化时代,半年可算是个漫长的光景,直让马国小民千呼万唤,望穿秋水乎。

过后,新经济模式是勉强出炉了,但是只有上半部。而且,首相署部长丹斯里诺莫哈末也于2010年4月1日里在国会证实,这份新经济模式的报告并非政府文件,而仅是一份由国家经济咨询委员会(NEAC)所提呈的建议书而已。琵琶遮掩的另外半个脸孔,四分之一埋藏在第十大马计划里,另外四分之一娇羞地躲在2011年预算案内。

纳吉在推出新经济模式之后,首先面对民间组织与在野党的非议,责问为何纳吉选择在《2010年度投资马来西亚》研讨会,而非代表我国人民的国会下议院里提呈新经济模式?难道说这份报告是为了向海外基金经理与投资者交差,而非为我国人民而准备的吗?而如果这份报告是为基金经理准备的话,提呈一份“建议书”予基金经理,岂不是侮辱了他们的智慧,浪费了他们宝贵的时间?

难怪,基金经理在研讨会过后的评语一致欠佳。一些报告的内容摘要如下:
• JP摩根报告以“新经济模式:政府能够落实吗?”为题。文内提到“新经济模式的报告里没有提到投资者希望看到的落实方式以及时间表”,以及“投资者的犹豫可以理解,因为这些改革的大计都需要强大的政治意愿去落实”。
• 汇丰银行报告的标题为“马来西亚“新”的“新经济模式”,与旧不同?”。文内表示“无可否认,潜在投资者对改革能否推行与有效落实存有很大的疑问。而且不幸的是,纳吉未能给予投资者一个实在的承诺。因此,许多投资者将继续保持观望的态度。”

也因此,新经济模式推出当天,我国股市的交投异常淡静。综合指数只从2010年3月30日的1319.35点,小幅扬升至3月31日的1320.57点,涨幅只有微不足道的 0.09%。

抄袭也是新模式?

新经济模式的三项主题为持续性(Sustainability)、包容性(Inclusiveness) 与高收入(High Income)。这与人民公正党之前倡议的马来西亚经济议程(Malaysia Economic Agenda)不谋而合。

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经济议程是在以巫统的种族气焰最猛烈的时候推出。当年是2006年前后,巫统因为在之前的大选中大奏凯歌,显得不可一世。先有当时的巫青团团长希山慕丁在巫统大会举剑,后有意气风发的凯里夸谈槟城的马来人被边缘化。同一时候,当时的首相阿都拉掌政的蜜月期早过,政绩开始露出疲态。当国家机器开始懈怠时,许多丑闻与贪污事件不胫而走,林甘短片、警察暴力、经济疲软等等课题开始让我国人民醒悟许多存在已久的弊端。而马来西亚经济议程,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由人民公正党与安华所拟出的应对方案。

新经济模式报告中最让人觉得似曾相识的一段,莫过于不分种族而根据需要的扶贫政策(Need-based affirmative action)。这项被国阵认为是个“大突破”的政策,实则早已在于2007年8月推出的马来西亚经济议程中着墨颇多。当然,国阵政府抄袭的恶习不止于此。寻租(Rent Seeking)与裙带关系(Patronage)等等这些民联惯常使用来批判巫统的字眼,也可在新经济模式的报告书中找到。

纵观整份报告,新经济模式中的诸多内容皆和马来西亚经济议程如出一徹,只有两点例外。一,新经济模式还是无法跳脱种族的框框而完全拥抱扶贫与扶弱。二,新经济模式不敢承诺具体的政经改革。

就第一点而言,报告内虽然肯定根据需要而定的扶弱政策,然而从纳吉的讲稿与国家经济咨询委员会主席阿米尔山的言语中,已不经意地透露出对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精神的缅怀与眷恋,以及对于土著保护政策的肯定。报告中对于新经济政策的评语,也包括了政策中只注重股权的目标不甚足够,而应该囊括更广的资产、就业、以及采购或工程合约与执照方面的分配等等。

从这点看来,新经济模式根本没有胆量提出超越新经济政策的新范式(New Paradigm),而只是新经济政策的延伸。这种要不分肤色地扶贫,同时又要保护土著特权的“精神分裂式”的说法,是新经济模式独有的特色。可见要新经济政策的教父(Godfather)巫统摒弃掉种族中心主义,是不可能的事情。幸运的是,马来西亚经济议程对于种族中心主义一事不屑一顾。马来西亚经济议程的可贵,就是在于其超越肤色的精神与勇气。当超越了以种族看待事情的视野后,马来西亚人才可以有全新的角度与态度去分析事情与看清对错,并以成熟、理性的方式在公共政策、法律框架与众人利益的框架下为国家寻找出路。

第二,新经济模式不敢提出改革的具体蓝图,其实攸关巫统改革的魄力与政治意愿。巫统与国阵的问题正在于,就算其公关技巧高明,且模仿得惟妙惟肖,但是也掩盖不了其政治意愿的匮乏,以及落实政策时的苍白无力。如果听其言,观其行且客观地分析巫统的承诺、意志与行动时,我们可以发现巫统的言行不一。当巫统被国际公关顾问安可国际包装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时,我们却错愕地发现事情的另一面:
• 巴生自贸区(PKFZ)丑闻涉及数以亿计的纳税人钱财,且牵涉政商显贵。然而,至今没有重要人物被提控。
• 每一年,我国的总稽查司报告都会照例抖出一系列的滥权、贪污与浪费公帤的案件。星报从2008年的总稽查司报告中预计我国的损失高达280亿令吉。总稽查司在报告内提出许多建言,然而从未获采用。
• 我国财政部辖下的公共交通管理公司Prasarana集团,通过不符合程序的方式发售了大约70亿令吉的债券,以致Prasarana没有足够的现金偿还利息。与此同时,集团的高级管理层却获得4至5个月的花红。
• 林甘短片的调查没有下文。
• 当纳吉信誓旦旦地说:“政府永远是对的时代已经过去”(Government knows best is over),但是包括新经济模式在内的许多政策,却从未咨询国会或民间组织等等。

国阵的共犯结构无法带来改革

为什么纳吉不能,巫统不愿,国阵也不敢实际地推行改革呢?原因很简单,虽然口号喊得很用力,但他们都是体制的受惠者,而受惠的体制也进一步制约他们推行改革的动力。首相的权利来自巫统,巫统“多元”的政治正当性来自国阵。这种体制的制约,在某种形式上形成了类似共犯结构般的关系。

共犯结构是一个有默契地维护各方利益的一种有意识的行动。其中牵涉相互关系、彼此配合、相互分工等等行为,而且拥有共同的认识与意志。共犯结构的一个例子为保险公司、医院与药厂的互利关系所衍生出来,共同为了牟利而有默契地提高价格的行为。

要在这种错综复杂,阻力重重的情境中推行改革,改革者最好的选择莫过于破坏既有的制度。然而,这将会招致党内既得利益者与朋党的报复,而随时将重蹈如前首相阿都拉的覆辙般半途下车。

因此,巫统内的改革者即不能碰触既得利益者的神经,同时也不能与党内的意识形态相左,当然又要和在野党提出的政策有所区别。在这三个条件的限制下,我国的人民得到的,就是一份包装得如花似幻、大量抄袭、种族中心主义依旧、以及没有具体方案的新经济模式了。扪心自问,这是我国人民要的承诺与礼物吗?这是马来西亚新前景的序幕吗?我们的未来难道不是新的篇章,而是旧的延续吗?

民联的酸性测试

民联在回应新经济模式时,使用了以下的“酸性测试”(Acid Test,也作考验之意)来验证巫统与国阵改革的意愿与诚意:
1. 为重要的机构如司法体系、检控单位、反贪委员会与警察等单位推行改革。
2. 为独立发电厂、水供机构、收费大道与宽频服务的公共企业推行改革,以让普通百姓与中小型企业受惠。
3. 落实最低薪金制以保护贫穷家庭的福利并为经济转型提供诱因。
4. 通过增加可支配收入、落实最低薪金与提升公共交通系统来援助年轻的家庭。

这数项测试,第一项是有关巫统对于政治改革的意愿以及对于民主和两线政治竞争的态度,其余的则在于检验当权者是以贫苦人民的福祉,还是以大资本家与朋党为先。重要的是,这四项测试虽然不是以族群为本位,但是却无阻于不分肤色地碰触到如贫穷与经济剥削等核心课题。这是马来西亚经济议程的精神,是一种超越种族中心主义并真正以需要扶贫的政策。另一边厢,新经济模式的建议书在经过几番折腾下是出来了,但是却无法脱下带有肤色的眼镜,自然也无法带来让人信服的新范式。缺乏新的范式,我们将缺乏新的思维;缺乏新的思维,我们将缺乏新的语言与新的视野;缺乏新的视野,我们还能够看得远吗?看得不远的人,能够带领我国人民前往新的世界吗?

参考:
JP摩根,新经济模式:政府能够落实吗?,2010年3月 30日
汇丰银行,“马来西亚“新”的“新经济模式”,2010年3 月30日
Pakatan Rakyat Response to New Economic Model: Political Will Needed to Avoid Failures of the Past, 2010年4月

×文章也刊登于《公正报》经济专题。

大臣还欠人民至少两个交代

上几个星期我才提起,彭亨州政府在短短3年内,总共在关丹郊外批准了4万2000英亩的森林保护区供伐木用途。这些小地段一旦拼凑出来,是一个比关丹市区面积大上两倍的森林地段。

伐木业其实很好,不止木材可以加工刺激经济,过后环保人士如果来抗议,还可以刺激关丹的旅游业。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就是这样,政治人物去做秀,数千环保人士大肆抗议,结果当地的市民赚得盆满钵满。

只是,关丹这里的问题是,把木材砍伐完后,当雨季的狂风暴雨来袭时,关丹市民就“有情浸水饱”,或可重演《2012》里的情节,而且是自导自演那一种。

于是,苦口婆心的关丹国会议员傅芝雅再次向公众大吹哨子,告诉大家说:“大臣还欠人民一个交代”!

首先,我觉得傅芝雅这么大声喊话有一点不对。这不但不符合关丹的文化,而且也会惊动一些不该惊动的东西。

举个例子,会不会,大臣真的在多年前已经在彭亨某处,如云顶、金马仑或福隆港高原密谋建造诺亚方舟,而现在正在完工的阶段?傅芝雅这么做会不会打草惊蛇,让大臣这项伟大的计划功亏一篑?

第二,大臣当然不只欠人民一个交代,而是最少两个。至少,他要告诉我们,除了那些时常获得伐木执照的大大人物和大人物之外,到底还有谁会获得那艘方舟的船票呢?

别 笑我,我的推论是有依据的。第一、彭亨那么有钱的州属却连续12年赤字。钱,会不会是为了某项伟大的计划,秘密地藏在某处?第二,傅芝雅也说,她曾以致函 及电邮方式向州务大臣反映,但却迟迟不获回应。会不会是大臣很忙,或是在高原上没有line,所以我们亲爱的大臣才没有回应呢?

×本文也刊载于南洋商报东海岸版每逢星期一的《聪锋陷阵》专栏。